原標題:三國領導人又見面了，什么是東亞的當務之急？

日前，李克強總理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，并參加中日韓領導人會議。這于中日關系來說，是八年來中國總理再次訪問日本，于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來說，是2015年11月之后，時隔兩年半會議再次舉行。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可以追溯到1999年，起初包含在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（10+3）框架之中。2008年，三國領導人首次跳出10+3框架，舉行會議。三國會議前幾年進展比較順利，差不多每年舉行會晤，而那個時候，也是東亞合作快速推進的黃金時段。

從2010年中日釣魚島爭端之后，中日韓三國之間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。雙邊關系直接影響到了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進展。到目前為止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依然沒有實現機制化。而從會議的聯合宣言我們也可以看到，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更關注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“軟性領域”的交流與合作。

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代表著一種努力，也就是將三國的經濟發展成就轉化為區域經濟合作的成果。在2010年之前，這一切都比較美好。2009年日本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倡導建立東亞共同體，后來因為駐日美軍基地搬遷的問題，鳩山由紀夫黯然下臺。后來釣魚島、天安艦、延坪島炮擊等一系列的事件相繼發生，三邊會議受到雙邊關系的影響和左右。

經歷了一系列波折之后，中日關系已經正在回歸正軌，這也是李克強總理訪日的重要成果。對于中日關系來說，2010年是個分水嶺，那一年中國GDP總量超過了日本，這也是近代百年來，東亞經濟權力轉移的開始。從那個時候開始，近代以來形成的日本強、中國弱的格局被扭轉。當然，在這個過程中，基本是中日雙強并存的狀態。

當兩個國家不分伯仲的時候，雙邊關系中競爭性要超過合作性，彼此更關注相對收益，而非絕對收益，這也是為什么中日之間的高鐵競爭幾乎不計成本。而現在，中日關系正在回暖，尤其是日本首相安倍在“一帶一路”倡議上有了新的認識。中日經濟之間的互補性凸顯出來，對日本來說，中國的經濟發展從威脅變成了機遇，這也是中日關系的結構性變化。

本輪中日韓領導人會晤尤其強調，要致力于貿易自由化，反對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，改善營商環境。除了推進中日韓的FTA之外，還要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。在2018年，中日韓三國面臨著一個共同的挑戰，就是美國的“退出主義”。2016年特朗普當選，“美國優先”就成為世界的挑戰。但是直到2018年，特朗普在經濟上才真正發力，開始一輪又一輪的貿易戰。值得關注的是，特朗普的貿易戰并沒有對日韓有絲毫的溫柔，一樣薅羊毛。

中日韓三國都是貿易立國，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對中日韓三國來說至關重要。觀察中日韓三國的發展歷程，不難發現三國都是從出口導向經濟做起，對外部的市場，尤其是美國這一全球最大的最終消費品市場是高度依賴的。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，三國對美國貿易都是順差，而且規模不小。而這恰恰是美國此輪貿易戰針對的目標之一。因此，在貿易問題上，中日韓三國都面臨來自美國的挑戰。中日韓三國是“東亞模式”的優等生，三國經濟占全球的20%，是歐盟、美國之外的世界經濟第三極。可以說，中日韓三國需要完成一次轉身，降低對美國的依賴，加強區域內的互聯互通。這在聯合宣言中也有提到，“我們重申攜手應對地區和全球挑戰”。這既是自身發展所需要的，也是中日韓三國的使命與責任。

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將中日韓三國趕到了一條船上，加之三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，區域內的經濟貿易合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。這次我們也看到，中日韓之間的貨幣合作再次啟動，比如中方同意給予日方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（RQFII）額度。彼此信任關系到了比較高的水準之后，金融合作有望更深入展開。

中日韓之間的合作正在恢復到2010年之前的水平。當然與八年前相比，東亞的權力結構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，中方需要起到引領性的作用。同時我們也看到，中日韓領導人會晤在安全問題上著墨不多，原因在于，東亞秩序一直是二元結構，安全和經濟是相分離的。而在過去八年時間里，經濟秩序也存在著裂痕，日韓在經濟上與美國也比較靠攏，尤其是TPP。現在重歸二元結構時代，是東亞秩序的現實，也是通往未來的一個起點。

中日韓三國當務之急就是將軟性領域的合作做實做牢，這樣，未來可能會扭轉二元結構，形成東亞的利益、安全共同體，最終通往命運共同體。

（文/孫興杰，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）